中超资金困境再次显现!谋求长远发展股改不能只靠政府和国企


记者陈永报道 近日,浙江足球俱乐部遭遇困境,据媒体报道,该俱乐部U13梯队和U15梯队即将出战第三届中青赛,但凑不齐五六十万的参赛费,为此,浙江俱乐部开放了U19、U17和U15三支梯队的胸前冠名,同时开设青训应援看台,出售680元和300元两个档次的应援票。


一家历史悠久、以青训著称的老牌俱乐部,竟然连梯队参加中青赛的费用都没有,管中窥豹,中超俱乐部的股改困境又一次显现。



十六家中超俱乐部,目前只有海港和申花保持稳定,这从两队的成绩就可以看出——7月26日,8比1击败南通后,海港打破了此前泰山和广州保持的中超十三连胜纪录;申花虽不像海港那样强势,但赛季至今不败。


当然,这两队也有所不同。海港作为上港集团的独资俱乐部,自2014年底至今始终稳定;申花经历了多次股改,包括10年的绿地时代,当时球队不够稳定,直到2023年4月久事集团接手。



另外三家相对稳定的俱乐部是蓉城、津门虎和河南。蓉城尽管一度传出存在资金问题,俱乐部还提高了票价,但目前俱乐部总体情况相对稳定;河南今年年初再次进行股改后,建业集团彻底脱手,新股东进入后,俱乐部运营进入相对稳定期;津门虎则是在2021年初指令性复活后,进入到政府主导、几大企业联合赞助的状态中,几个赛季均非常稳定。


至于国安、泰山和浙江,在股改层面都存在问题。


国安目前看来情况最严重,北京市体育局此前便介入到了俱乐部的相关运营,以确保俱乐部尽可能渡过难关。


泰山的情况此前已经解析过多次,“443”股改后,大股东在资金配置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。目前,俱乐部遭遇了不小的困难,当然,泰山的股改其实最容易推进,很重要的原因便是,俱乐部目前没有实质性的负债,这得益于此前俱乐部有近6亿人民币的流动资金,当然,要想彻底理顺股改,山东省、济南市和三大股东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



浙江的情况和河南类似,俱乐部这两年一直谋求混合所有制股改,但进展不顺,原因便是原有的两大股东建业和绿城都无力配资,导致俱乐部陷入困境。河南俱乐部的做法是进行了二次股改,同时在年初大幅缩减开支,以求渡过难关;至于浙江俱乐部,目前也在努力进行二次股改,股改的方向也逐渐清晰,就是省市共建,一家市属国企有望入股,和原本的省属国企浙能共同运营俱乐部。


再看另外俱乐部,基本属于两种情况或者兼有,有的存在困难。


明显存在困难的俱乐部是三镇,省市方面虽然从2023赛季就开始介入股改,但目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,二次股改任重而道远;梅州和沧州也存在不稳定性,球队一直艰难求生。


至于亚泰,属于小成本经营,事实上,同样是小成本经营的,还有上面说过的津门虎和河南。此外,海牛、西海岸、梅州、沧州和南通的投入都在亿元以下,都在保级边缘挣扎,顺利的话可以冲到中游,不顺的话便步履艰难。


相对不清晰的是新鹏城,俱乐部依托城市足球集团,同时在迁址深圳后发展空间相对较大,如果运作良好的话,或许会在中超有一定的竞争力。


事实上,职业足球就是,小成本撬动好成绩的例子是有的,但不是常态,资本决定成绩,才是永恒的定律,中超更是如此。




一个事实是,中超目前虽然经营存在一些问题,但和金元足球刚刚破灭时相比已经有了明显好转,不过,联赛想要稳定发展(非高质量发展),还需要各方进一步推动股改。


在解析如何股改前,先来分析一下各中超俱乐部的基本情况。目前大约有七种形式,其中国企独资俱乐部四家:海港、申花、蓉城、亚泰;多家国企联合投资俱乐部三家:泰山、河南和浙江(股改方向);政府托管俱乐部一家:津门虎;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俱乐部一家:沧州;政府出资支持的私企俱乐部五家:国安、海牛、梅州、西海岸、南通;正在谋求股改的私企俱乐部一家:三镇;外资俱乐部一家:新鹏城。


就稳定性而言,国企独资俱乐部最稳定,大都可以展现足够的竞争力,唯一例外的是亚泰,其资金实力不足;次稳定的是政府托管和政府出资支持的私企俱乐部。这两种股权结构,虽然俱乐部展现出的竞争力完全不同,但责权利明晰。


最不稳定的是混合所有制俱乐部。此前的河南和现在的浙江,都是国企和私企的混合所有制俱乐部,都出现了私企不再投资的现象。至于泰山,为央企和地方共同持股,在资金配备和发展理念方面有不同看法,也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。



一个趋势是,几乎所有的中超俱乐部现在都在向政府寻求直接的资金支持,或者直接寻求国企入股乃至国企独资,绝大部分球迷也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和国企身上。但实际上,国内仍有较多实力雄厚且不缺乏现金流的民企,但他们一般不愿意投资。


鉴于目前的情况,中国足球股改方向仍以政府和国企为主,这也是目前浙江和三镇的股改方向。但从未来长远的发展来看,中国足球要想展现出真正的活力,更多的民企参与和投资,才是方向所在。关于这个方向,首先是逐渐改变中国足球的舆论环境,这是部分大型民企的顾虑所在;其次则是政策性引导,主要的政策方向是相应的免税政策以及其他层面的激励性政策。


目前出现困难的几家俱乐部如国安、泰山、浙江、三镇和沧州等,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彻底解决股权层面的隐忧,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。这几家俱乐部,泰山和浙江一直以青训著称,是中国职业联赛和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稳定器;此外,仅有三家俱乐部始终在顶级联赛,国安和泰山占了两席;武汉青少年足球发展颇为迅猛,这个城市同样需要一家稳定的顶级俱乐部。


在重点解决几家难点俱乐部后,当前职业联赛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精细化管理。众所周知,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历经了两次全面的反赌扫黑,但俱乐部管理不善甚至相应的腐败如职务违规及犯罪现象依旧存在。



在目前本土球员限薪税前500万人民币,外援薪酬总额限薪税前1000万欧元的背景下,一家顶级俱乐部所需资金理论上4亿人民币就够了。简单计算便可得出,10名顶薪本土球员+10名200万级别本土球员+10名50万级别本土球员(青训球员),总计不过7500万人民币;外援薪酬总额税前1000万欧元,也就8000万人民币;以税前300万奖金和一个赛季赢20场计算,奖金最多也就6000万人民币。


这样下来,一支球队总的费用不过2亿出头。即便加上高质量的教练团队和保障团队的费用,再辅以运营资金和青训资金,理论上,4个亿已经足够球队保持冠军竞争力且维持不错的青训水平,当然,像鲁能足校这样的青训体系,花在青训上的资金或许支出更多,如果参加外战的话,或许也需要一些资金,但额度不会太高,毕竟,亚足联也有相应的奖金和补助。


2025年是中超俱乐部最后的“历史包袱年”,原因是部分俱乐部在2020年年底,由于限薪令出台,曾经突击签约了部分高薪球员,但最迟在2025年年底,这部分历史包袱将可以甩掉。


当然,节流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开源,联赛招商,包括相应的中国足球彩票很有落地的必要性。目前,各俱乐部高度重视“比赛日经济”和衍生品开发,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轻股东配资的压力。令人欣慰的是,目前中超包括部分中甲和中乙俱乐部的球迷,高度认同俱乐部的商业发展,中超整体票房收入和衍生品收入,都呈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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